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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青丨曾健君：孤独的旅伴，那个逃婚失败的姑娘
一个转身，光阴就成了故事
一次回眸，岁月便成了风景
曾健君，北京66届初中生，1968年黑龙江绥滨农场（后改为建设兵团二师九团）知青。1973年北京大学地质系学生，1978年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硕士生，198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地质系博士生，1992毕业后在石油公司、油田技术服务公司、斯坦佛大学和休斯顿大学工作。
“玉凤”，一个多么美丽的名字，它饱含着父母的期盼和女儿的娇贵。然而，当年我遇到这只“玉凤凰”的时候，她的翅膀已经被“传统观念”的暴风雨折断了，在回家的旅程中，我与她比肩而坐，从中国东北边境临近俄罗斯的一个小镇出发，直到中国中部的西安市，五天四夜旅途的艰辛和她身世的不幸，令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我暂按照沿途中转车站的顺序，记录下我的所见所闻，假如中国的铁路局还保存着1970年的档案的话，在里面应当能查到我亲笔书写的“黄纸条掉包”的故事。
01
从场部出发
那是我到北大荒后的第三个秋天。一个昏暗的傍晚，我锄了一整天的地回来，正把酸胀的手泡在温水盆里，就听到通信员叫我的名字：“曾猫儿，你的急电！” （我因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而得了这个外号）。在递给我那张电报纸时，他小声补了一句“你妈住院了！”
我的心猛地一坠，接过了那张“母病住院”的电报，撒腿就向连部（原来的队部）跑。妈妈怎么就会住院了呢？三年多前我登车北上前，和妈妈告别的那一幕又浮现在眼前：初夏的清晨，她戴上草帽迈出家门去向“劳改队”报到，我强作镇静地挥手和她再见，她却转过身去加快了脚步，她那步履蹒跚的背影一直留在我脑海中。
就在几个月前她来信说：已经被“解放”了，能继续从事小麦育种研究了。因为农大先是被解散，后来又被要求从涿县迁到黄土高原的一个山沟里，她要赶在冬麦播种季节结束之前，到那里找到一块合适的地，种下那些珍贵的种子。看起来她的身心又变得那么年轻和健康，她会出什么事呢？
我冲进连部举着电报跟连长说，我这次说什么都得回家去看妈妈! 在北京时农场招工的人说一年有一次探亲假，现在从“农场”变成了“兵团”，队部变成了连部，那探亲假就被取消了，我都三年多没有回家了……
想不到连长没等我啰嗦完，就一口准了我四个星期的假，第二天，当我到团部安全办公室领“边防证”时，一个更大的惊喜在等着我，宋干事向我点头微笑说：“你一定想和你母亲一起多待几天，要是你能帮我一个忙，我就再多给你一个星期的假！”我喊起来：“宋干事，从你办公室到我妈住的医院，要走整整五天啊……，我见不到妈妈，干什么都没有心思！”
他耐心地等我说完说：“事儿很简单。我只要你陪一个女孩回她四川的老家，因为她是文盲，一路上你要帮她转车，直到最后一站西安。从那里她继续乘车南行，到她家所在的略阳县城，而你就可以乘车北上去看你的母亲。” 我松了一口气：顺路陪她回家，既不额外增加旅行时间，还多了一个星期的假，何乐而不为？但还是问：“她怎么从四川来的？她是聋哑人不能自己问路吗？干吗不让她家人陪着她回去？”
“问题太多都说不清了。” 宋干事笑着打断了我连珠炮似的提问：“有些事就是告诉你，你也不一定全明白。她来这里投奔前男友已经一个多月了，因没有边境证是个盲流，不能继续在这儿住下去了，她的前男友没钱买票自己送她回去，她已经很不高兴了，我想要是能找个和她年龄相仿的女孩陪她一起回去，对她也许是个安慰！” 我语塞了：一张到四川的来回火车票，大约要花掉一个农工三个月的工资呢，而一个姑娘遭心仪男友拒绝了，的确亟需有人听她倾诉。
在沉默中，宋干事向门口一个年轻的办事员点了点头，他领进来一个穿粉红色碎花衬衫的女孩，和我差不多高，但稍微苗条点儿。她脸色苍白发辫散乱，眼睛盯着地面迟疑地走进来，她的声音很轻：“我叫玉凤”，她接过我伸出的手：“你真的愿意和我一起走吗？”今天我得承认，当时我嘴上说“愿意”内心并不痛快，但为了能多和妈妈待一个星期，我必须得说愿意，宋干事马上接口说：“我明天就送你们乘长途汽车去鹤岗火车站”。
第二天早上，我提了自己的手提包，去长途汽车站和玉凤会合，在她身后有一个穿蓝衣服的男子，提了个绿色大旅行袋，同行的宋干事把这个“小杜”介绍给我。看着他那双小圆眼睛，我有一丝莫名其妙的反感，没有去握他伸出的手。玉凤瞟了我们一眼就转过脸去了。上车后她找了一个远离男人们的座位，我跟着坐在她旁边，她没有拒绝。
车开了，我对她低声说：“玉凤，别难过了，很快就会看到爸爸和妈妈了，多高兴啊。”她冷冷的回答令我十分不解：“你是高兴，但我不高兴！” “为什么？”她转过头看着窗外正待收获的玉米地：“父母过他们愿意过的日子，我想过自己愿意过的日子”，之后就四个半小时一路无话了。
02
鹤岗市火车站
我们住进鹤岗火车站附近的小客栈，等第二天一早的火车。为了排解思念母亲的焦虑，我把玉凤从床上拉起来一起出去逛街。秋天的黄昏多姿多彩，在广阔的北大荒修理了三年多地球，小城里的一切对我都是那么贴近和新鲜，我们路过人头攒动的汽车站，熙熙攘攘的路边菜摊，竟然发现有几个商店有带玻璃的商品陈列窗口。玉凤对这一切似乎兴趣寥寥，只顾盯着脚尖走路，我觉得没有男人们在，她比较乐意说话，就简单地介绍了自己，但她对我提的问题，都只用一两个词来作答。我记得她路上唯一一句完整的话是：“我和你的命不同！”
熄灯时间到了，我们在我的床上比肩而坐，她突然开口了：“曾姐，你信命吗？”自从我们邂逅场部，这是玉凤第一次叫我“曾姐”（当时我21岁，她20岁）。我的回答是当时的流行套话：“我不信，我想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努力，使自己生活得更好！” 玉凤第一次直视着我说： “以前我也这样想过，现在不了。我生下来就命苦！不像你们城里女人，我没有前途。”
借着窗口透进的昏暗路灯光，我突然发现她长的挺漂亮，瓜子脸上配着一双丹凤眼，清澈的瞳仁里闪着蓝色的火花，她的一通言辞准确而简洁，真的很难把她和文盲联系在一起。
“我家在山里，贫农成分，有三个兄弟，我差不多刚会走路时就开始学干活了。爸爸妈妈上山下地时，我看着两个弟弟，轰鸡喂猪，刷锅洗碗...... 到我18岁时，男人下地做的活，我差不多都会干。我开心地过着穷日子，直到有一天妈妈含泪对我说，媒人给我介绍了一个男人，我得嫁过去得到那份彩礼，哥哥才能娶到媳妇。在我们乡下，用女儿换儿媳妇挺常见的，有时候还是几家串着换。除了家境，媳妇的聘礼还可能看体重来定，体重大的聘礼高。你问为什么？因为体重大的媳妇能干重活，怀孕生孩子流产难产少。”
“因为有杜哥，我不能听爹妈的安排，杜哥就是今天早上给我拿旅行袋的那个人，以后我不会再叫他杜哥了！我们从小儿认识，爹妈要我嫁人时，我们都好了快两年了。他当时没在村里，一年前他到北大荒投奔他哥哥，临走时说，在这个穷山里我们过不上好日子，等他在那里落下脚，会给我写信回来，他高小毕业，能写会算。” 玉凤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破旧的棕色信封：“看，这就是他的来信，我认得信封上我和他的名字！”
我读了里面那半张纸的信，不由得心一沉，可怜的玉凤！如果她在来北大荒前能读懂这封信就好了！信上那位姓杜的说，在北大荒他和一个鹤岗女知青成了好朋友，虽然他根本没有娶她的意思，可一不小心让她怀孕了！他的唯一选择是与她结婚。否则，她不但无颜面对其他知青，连她在城里的父母都可能不认她了! 我马上联想到：杜还可能面临“强奸女知青”的刑事指控！
街灯暗了下来，玉凤眼里蓝色的火花也熄灭了。她的声音失落在漫漫长夜的黑暗中，我极力保持清醒才能听得见。玉凤怀揣着她杜哥的信，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她离家翻山越岭奔向从未去过的县城，渴望摆脱那个陌生的“未婚夫”！两天后，在她向路边小摊贩打听怎么去火车站时，被村里人发现带回了家。她被父亲狠狠地揍了一顿，母亲甚至没有替她求饶，这不但因为“私奔”是女孩子最肮脏的标签，也因为她的哥哥要想娶媳妇，就不得不把她换给另一家做媳妇.....
当第一声火车汽笛声把我从梦中唤醒时，玉凤早已收拾停当坐在床上，她一夜都没有睡觉！我们提着旅行袋到了车站，看见小杜和宋干事已经在排队买火车票。玉凤静静地坐在一条长凳上，头深深地埋了下去。小杜买到票时，让宋干事检查了车次和目的地车站。等我也买好票，小杜领了一个穿铁路制服的高个子走过来，给我介绍说：“这是我朋友副站长老李，他会帮助你们上车，安排到车里最好的座位上”，然后，他挥手说了声再见，就和宋干事离开了。
在检票口正式检票之前，脸色黑黑的老李领着玉凤和我从侧门进入月台，直接到了354普客的车厢里，他随手递给我一个黄色的纸片说：“这是她的客运通知单。用这张单子，你们可以占个好座位...... ”。我舒舒服服地坐在座位上，感谢他把我们安排在离厕所近的地方，在这么挤的车厢里坐15个小时，上厕所可是一场硬仗。
从鹤岗发车约一小时后，一个检票员过来查我的票，然后转向玉凤，玉凤却看着我，我向检票员挥舞着手中的黄纸片，他却似乎一脸糊涂：“她还有另一张白票吗，就像你自己的那张一样的？”我说，这是李副站长发给她的一种特殊照顾票，检票员显然没有耐心听完也根本不信我的话：“哼，挺能讲的，但这张黄纸绝不是有价旅行证，那个姓李的管得了车站，管不了车上，跟我去见列车长！”
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我们跟着他穿过拥挤的过道，我被当成“蹭车党”抓了，我尴尬之外又加惊慌失措，但玉凤看起来好像没事人一样！
354次的列车长是个四十五六岁的粗壮男人，他皱着眉头，像审贼一样上下打量着玉凤和我，直到听完我讲的“故事”后，才缓和下来解释说：“玉凤要乘车，必须持有一张有价旅行证，你还记得进检票口时，她手里拿了个白色的小卡片吗？”玉凤着急地说：“他什么都没有给我，他让曾姐拿着票！”我猜她是指的小杜。我说：“是副站长老李直接带我们到车厢里的，没有人检票。” 听到此，列车长再次直视着我的眼睛：“你还记得最后在谁手里看到过那张白卡片吗，是那个小杜？”
这一下提醒了我，我搜肠刮肚地回忆着每一个细节：“小杜先把票给宋干事让他检查，然后就给我介绍了副站长老李，后来他把票交给老李带我们去月台了。” 列车长脸上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：“所以票最后是在老李的手里，对吗？你能把你讲的这些故事写下来吗？” 我脸上有点挂不住了：“你还怕我撒谎不成？”
他耐心地解释说：这事怪了，票不在玉凤手里，不在小杜手里，不在宋干事手里，所以他有理由怀疑，现在那票也已经不在李某手里了，李和杜可能正分退票钱呢！“你猜得太玄乎了吧……”，我还在变着法儿在他的话里找茬，他却大笑着说：“算了算了，我岁数还没你大就去打小鬼子了呢！”嗬，这人还不能小瞧！我耐心听他解释到最后才明白了，列车长对我的话并不怀疑，让我写下来，是他要准备对付坏人的子弹——证词！
我顿时感到云消雾散！玉凤没有票在车厢里就没了座位，只好坐在车长办公席里，而我得和她坐在一块，代她写那个“黄纸条”的故事。我们悠游自在地享受着比外面更宽敞更隐私的空间，我写完了玉凤说：“我从家到北大荒走了一个多月，经常白蹭车的。知道我怎么办的吗？在车上我愿做城里人讨厌做的杂事，比如拖地板扫厕所。我管女列车员叫姐姐或阿姨，告诉她们说我一定得找到我的男朋友，要不就得被嫁给那个陌生人。等她们休息时，我还学大串联的红卫兵那样，给他们唱歌哼小曲。所以在非赶我下车不可时，她们都可怜我，把我放在大城市附近的车站。这样我可以当小工换饭吃，有时还挣得到钢崩，买点喜欢的东西。”
玉凤舒展眉头笑了一笑，看来她对她最后这次出走的成功十分得意，当我看到她在旅程中这第一个（也是最后一个）笑容时，我觉得摇摆的车厢仿佛在起舞，咆哮的引擎仿佛在唱歌。
03
三棵树火车站
火车已接近三棵树站（在黑龙江省会哈尔滨附近），列车长巡视回来，递给我三张纸：“这是我给三棵树火车站站长和66次直快列车长的信，66次就是你们要转的那趟车。我给玉凤办了一张临时乘车证，不过，恐怕只能在黑龙江铁路局用，你们到了北京火车站时，还得去申请北京局的临时乘车证！” 走进灯火通明的三棵树车站办公室，我正想向站长第三次重复“黄纸片”的故事，但他只匆匆扫了一眼列车长的信，就把我们带上月台：“列车不到一个小时就到站，只停10分钟，你们最好不要出站，就坐在这等着吧！我还有很多事，就不送你们上车了。”
我们找到66次的座位坐下时，已几近午夜时分，人们随着车厢的摇摆开始瞌睡，但玉凤仍在心神不定地东张西望。忽然她拍拍我肩膀小声说了些什么，我睡眼朦胧，直到她又大声重复，才意识到她是认真的：“曾姐，我不想回家了！”我以为她还舍不得那个姓杜的，不解地问：“你没见他都和那个知青结婚了吗？你在他那待了一个月有什么用？”
沉默良久，玉凤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：“看到他和那个怀孕的女人手拉手，我的心都碎了。就算我离家前就能知道这事，他也把我害惨了。”我问：“就是，昨天他还串通姓李的拿走你的车票换钱，你还想再看见他吗？”她心事重重地说：“我这次跑出来，没有跟他结成婚就回家了，邻里的闲言碎语就能杀了我，我担心家里人还要更狠地罚我。”
玉凤告诉我，她第二次出走被抓到时，抓她的人中就有她未来婆家的人，回家后，她爸用麻绳绑住她的手，好几天她妈只给她喝稀饭，直到她虚弱得跑不动了。她用手给我比划了一个鸡蛋大的圈说：“他用这末粗的棒棒打我！”今天，我耳边仿佛仍然听得见玉凤用沙哑的四川方言吼着她父亲的话：“再跑，老子敲断你的脚杆！”
我想她可能想得太多了，就搂着她的肩膀劝她说，所有爸爸妈妈都爱自己的孩子，说归说做归做，还真的能逼你和不喜欢的人结婚？我甚至使用了最时髦的字眼诸如：现在妇女是半边天，决定婚姻大事，女人和男人是平等的.....来“开导”她，可我自己都觉得这些话是那么的无力，“家”这个对我来说那么温馨的字眼，似乎并不在玉凤的字典里！
这时我听到有人叫我们，一位女列车员站在我背后：“姑娘们，列车长想请你们帮助他调查客运通知单的事！”时值半夜两点，我已经头晕目眩：“我已经写过了，怎末还要调查呢？难道我托你转交给他的354次列车长的信不管用？”
在她的坚持下，我们跟她到了车长办公席里。66次的列车长是一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，他很和气地说他要打一个正式的报告，希望我们能帮忙。他字斟句酌慢慢地说：“过去八九个月里，我已经遇到了多起‘黄纸条’事件，这种客运通知单是发给残疾或文盲乘客，使他们在列车上能得到监护人或列车员的特殊照顾，但必须同时持有有价乘车凭证才能用。那个李副站长没说，你们都不知道这规矩对不对？可惜以前好多被偷换了票的受害者有困难，没法写下上当的经过。而我没有一份见证人的书面材料，就不能申请正式调查，找出我们体系中哪里出了错。我相信，你们都想让蜕化变质分子受到惩罚，对吗？嗯，你写的时候，玉凤可以睡在这里，这个地方比外面安全些。”
这是我的第二个，玉凤的第三个不眠之夜，我开始伏在小餐桌上写报告，而她直挺挺地坐在对面的座位上。我不经意间抬头，发现她看我的眼神有点怪：两眼发直像两个空虚的黑洞，脸上无望的表情令我胆寒，我说：“好好睡一觉吧，你会觉得好些......”她点点头，但仍然像老僧入定似的呆坐着。
我写完了两页报告刚躺下，就听到黑暗中她对着空气自言自语，虽然不像在连队里听惯的四川退伍兵的四川话，但我勉强听得出她先是在骂杜某，骂杜某的知青妻子，骂鹤岗车站的李某，继而抱怨她的哥哥，她的父亲，甚至她的母亲......，然后又从头开始骂。列车长巡视回来觉得不对劲，小声问我：“你认识她多久啦？以往她有没有这个毛病？”心烦意乱的我难以回答：“我前天在场部见到她时挺好的，没人说起她有这个毛病啊！”他摇摇头关掉了台灯： “她可能需要好好睡一觉。”
04
北京火车站
北京车站里人山人海，拥挤不堪，我和玉凤提着各自的旅行袋，随着滚滚人流挤进了车站大厅。我一路寻找办公室的标牌，好给玉凤申请新的临时乘车证。她不情愿地跟在我后面自言自语，有好几次一步都不肯挪动。我只好用空着的一只手拉着她的旅行袋一个把手，让她非得跟着我。
经好几个工友和警卫的指点，我们才来到二楼上一个偌大的办公室里。时近黄昏，白班员工都下班了，只有一个穿绿军装的胖胖中年男子在打电话。听见我们推门，他挂了电话，移动转椅过来介绍自己：“我是这里军管会值班的军代表，你们叫什么名字，来办什么事？”
我开始从场部和玉风会面讲起，向他重复了一遍“黄纸条”的故事，又递给他354次和66次列车长的两封信。他草草地看了几眼，似乎显得有点尴尬无奈：“对不起，这个事儿我刚来还不太熟。我们革委会副主任处理这个最在行，他上夜里１２点的班。” 他又忙着去接电话了。
我们等了半晌，他从竹暖水瓶里倒了两杯开水，又递给我们一包饼干：“说真的，”他无可奈何地补充说：“你们知道现在是在运动中，这办公室里的老人儿有好几个都不在，比如有站队问题白专问题的，其实在我看来都是些有本事和有经验的人”。看来他已经非常疲惫，又很相信我们，才发了这两句牢骚。
我突然想到，至少有一件事他能帮我个忙：给我妹妹挂个电话。妹妹在北京站附近的一家纺织厂上班，工厂生活区里只有传达室一部传呼电话，而且只有重要的电话传达室才给传呼。军代表还真的就从北京站军管会值班室挂出了一个电话！听到从另一端传来妹妹久违了的声音，我泪如雨下，她也哽咽了。
我告诉她我得陪玉凤，没有时间在鹤岗发电报通知她我的行程；我道歉说因玉凤的“黄纸条”问题，我得等人开新的乘车证，没法出去见她；我说我太想看看离别三年多的北京，如今变成什么样了；要是今天不能在北京久别重逢，我心里会特别难过......“等着我，我很快就到！”她喊着挂了电话。
一个多小时后，妹妹匆匆跑进来，还带来5斤挂面，一块咸肉和一瓶蜂蜜——她晚上敲响了二姨家的门，才拿到了这些给妈妈的珍贵礼物。她告诉我，二姨家每月的定量里也只有两斤猪肉，自己都不够吃，可是因为爸爸妈妈被下放陕北了，没了北京户口就买不到凭本供应的肉，鱼，和芝麻酱。二姨说高原上缺油少盐的，就把他们没舍得吃的肉用盐腌起来挂着，好等有便人给他们带上去。
妹妹还说，等她的探亲假一批下来，就去洛川接我的班照顾妈妈......，道不完三年多的悲欢离合，我们几乎错过了午夜的钟声。她得回去准备上早班了。
送走了妹妹，我回头打量着办公室，突然发现玉凤的座位是空的，地上有一块饼干被捻得稀碎，绿色旅行袋也不见了！我脑袋轰的一声：旅行证还没开好，她要是这样走丢了，可能就再也搭不上回家的火车了！我冲出办公室楼上楼下地狂跑，走遍每间厕所每个候车室，最后，在一楼候车室边的自动扶梯旁，我看见一大群人围着，玉凤坐在旅行袋上，头深深地埋在臂弯里。
我扒开两边的肩膀进去喊她：“玉凤，他们同意给你办新乘车证！咱们拿了到自己的候车室去吧！”奇怪！她慢慢抬起头，满眼困惑地盯着我的脸好半晌，突然对着人群大叫起来：“他们是一伙的，想卖了我分钱！”我吓了一大跳，靠近她一点：“玉凤，你仔细看看，我是你曾姐呀！”但她又呆呆楞楞了好一会儿，指着我发出了更大哭声：“姓杜的老婆，那个下放知青，那个破鞋，抢走了我的男朋友！”
人群中的窃窃私语声越来越响，看人们都用莫名其妙的眼神望着我，我真是欲哭无泪：从我会讲话开始，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和侮辱？我抓住她旅行袋的把手想拉她走，但她比我劲儿大得多，我转过来用手势向围观行人解释求助，她却一把抓住我右手的袖子，向周围的人哭喊着：“不要让她跑了！快抓住她，送派出所呀！”我的袖口被扯裂了，警察真的跑过来了，后边跟着一位背卫生箱的女卫生员。
我的第三个不眠之夜终于过去了，多亏那个卫生员哄着玉凤吃了一粒药，她歪在候车室的椅子上睡了几小时，我可是坐那一宿没敢合眼。玉凤有了新乘车证，第二天中午我们乘上了从北京开往西安的火车。见她的头随着车厢的摇晃，也一晃一晃地冲盹，我看着车窗外秋日的朝阳舒了一口气，心想：坚持到明天上午就是西安了，我现在是如履薄冰，一路上千万不能再出错，可怜的玉凤！你的爸妈要是看到你这个惨样，怎么能忍心再打你关你呢！
六小时以后，火车发出一声长嘶，停在了石家庄站的月台边，这是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大交通枢纽，下车的人们纷纷站起来，一个男孩在拉我头上行李架上的包，我让开自己的座位，脸转向窗外，看月台上是不是有卖烧鸡的小车——我想给弟弟买点好吃的，他不满15岁就跟妈妈一起下放到穷乡僻壤，正在长个儿需要营养。
突然，我在月台的人群中看到了玉凤的绿色旅行袋，她下错车啦！我跳下了车门喊：“玉凤，下错站了！”她连头都不回。我挤出去拉住她的旅行袋说：“这个站叫石家庄，你不记得宋干事的话啦？你爸妈明天晚上是要在略阳站等你的。”她还继续向站台迈步，一名列车员帮我拦住了她：“你车票的终点不是石家庄，火车很快就要开了，我来帮你拿包吧！”
在她的帮助下，我终于劝得玉凤上车回到座位上。车轮起动了，她却突然回头盯住了我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你听我讲：我不想回家了！” 我感到困惑：她这真不像是在说胡话！刚才到底她是下错了车，还是有意中途下车？要是她爱到哪儿下车就让她到哪儿下车，是不是更好一点？可是，把她丢在半路上如果出了什么事，人家是要跟我来要人的，我可担不起！到底是下车对她更好还是回家对她更好，我都无权选择，我只能按宋干事交代的旅程，继续走下去了。
又一个不眠之夜降临了。午夜时分我好像刚刚闭了一会儿眼，身边沉闷半晌的玉凤突然站了起来，我睁眼抬头看，她从行李箱里拉出旅行袋，扯开它的拉链，把里面的东西倒到座位上。只见她一把抓住那个棕色的旧信封，发疯一样地把它撕得粉碎，然后捡起一件内衣开始用力撕扯。周围的乘客看着她力大无比的狂躁行为，都起身挪到到远一点的座位上。
我被吓坏了，心惊肉跳地看着她撕碎了第一件衣服，又拿起了第二件……。当她抓起一件白衬衫要使劲时，我用颤抖的声音恳求她说：“玉凤，这件衬衫可不便宜，你回到家里就再也买不到新的了！”她没理我，瞪着眼睛直到把它撕成碎布条。我擦拭着头上的冷汗，看着泪眼婆娑的她把布条一丝一缕地装回旅行袋坐下了。
我刚松了一口气，她又站起来往车厢的另一头走，把厕所门打开了进去，我提心吊胆地站在厕所门口，直到她毫发无损地开门出来，才又跟着她磕磕绊绊地穿过坐满人的过道往回走。突然她尖叫一声转过身来，两手死死掐住我的肩膀，双腿颤抖着站在那里不动了。我震惊之余马上明白了，她又看见了那个带着手铐坐在犄角座位上的女孩。
晚饭前我们听到邻座乘客们在议论：这个16岁的女孩是个杀人犯，她在洞房花烛夜刺杀了大她三十岁的新郎，与男友一起跑掉了，她被抓住了，而她的男友还在逃！我用两肩支撑着玉凤瑟瑟发抖的身体，又回头看了那个女孩一眼，她面对窗口仿佛在悠闲地看景！她的眸子是那么清澈，她的脸色是那么苍白，她看上去那么年轻，怎么可能想像她是一个残暴的凶手呢！
当我扶着玉凤慢慢挪到座位上时，已经是手脚酥软头痛欲裂，脑袋里有两个小人在打架，一个说：老天爷啊，让我闭几分钟眼吧，我实在撑不住了。可是另一个却在警告：不能错一下眼珠，因为玉凤又开始一边抽泣一边叨唠，随时可能有危险之举。那艰难的下半夜，就在她的躁动不安和我的如坐针毡之中，一分一秒地地慢慢熬过去了，我担心如果再晚点到西安的话，恐怕我也要被这可怖的一夜吓得神经失常了。
05
西安火车站
阳光普照，汽笛长鸣，机车隆隆，人声喧嚣，忙碌笼罩在西安车站那一排排铮亮的铁轨上。在温暖的阳光下，玉凤显得比在暗夜里清醒和温顺多了，她坐在月台的长椅上，安静地看着南来北往的列车。我就按在北京站办乘车证时那人的指点，捏着各个转乘站积累下的厚厚一叠文稿，直奔站长办公室而去，而站长好像早就准备好我来找他的！
从那张饱经风霜的脸看，他至少有五十五六岁了，我刚自报完姓名，他就说，接到北京火车站打来的电话，他已安排好由一名列车员，一名乘警和一名乘客代表（有如今天的志愿者）照顾玉风到略阳站，直到她见到她的家人。啊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计划太完美啦。这意味着差不多30分钟之后，我就能彻底摆脱困扰了我近五天的所有烦恼！
之后的事情显而易见：我中转搭乘到铜川的列车，明天早上在铜川接上长途汽车，下午下车再走约六里的山路，就能看到妈妈啦！我开始撕心裂肺地想她了，自从离开鹤岗火车站，一路上接踵而来的意外，令我疲于应对不堪负重，简直来不及惦记妈妈了，现在我恨不得能插翅飞到她身边去！
我一溜小跑地回月台去找玉凤，却被眼前的情景吓得目瞪口呆：在一群围观者中间的砖地上端坐着玉凤，她正从旅行袋里掏出东西，摆在沾满肮脏垃圾的地上。通过前面人肩膀的空隙中，我可以看到，地上有一把红色的塑料梳子，她跟我说过，是她去北京时一位列车员送的；有一个黄色的塑料肥皂盒，那是她在鹤岗用打扫公厕挣来的钢镚买的；一条洁白的胸罩，这在70年代间的农村里极为少见，最后，是一条用旧的卫生巾......只见她把白胸罩递给一个围观的小叫化子说：“是新的，你要是喜欢就拿走吧！”
不好，她该不会做出什么极端的举动吧！我想起北京站里那个急救员，就扭头朝站长办公室跑去求助。就在我跑过火车头快到办公室门口时，我听见后面有人喊：“快来人哪，拦住她！” 我转身一看，玉凤要不是被几个围观者死死扭住，就已经钻进停着的火车车厢底下了。
只见她扭动身子甩开抓住她的手，转而向办公室这边跑过来，可是她手上没有拿旅行袋！一个可怕的念头闯入我脑海：她要是绕过火车头到那边的铁轨上，可就离忙忙碌碌出入站场的机车们太近了！我不敢迟疑，迎着她飞奔而去，正好在火车头前面迎住了她那沾满泪水尘土的脸，没等我说出一个字，她表情可怖地挥起手，就抡了我一个大耳光，喊着：“滚开！让我走！”
我被打翻在地，眼前金星乱舞，深度近视眼镜也飞了，只隐约看到一个身影跃出月台消失在火车道沟里。等我摸到只剩一条腿的眼镜戴上爬起来，看到玉凤站在远处的一对路轨旁，被几个穿铁路制服的人拦住了， 一辆机车正从那铁轨上开过去！
大约半个钟头后，在围观者的簇拥下，玉凤登上了前往略阳的火车，她右手提着塞满碎布条的绿色旅行袋，左手被一位穿着干部服的老太太挽着，可能就是站长说的那个乘客代表。
目送火车的背影在视野里慢慢消失，辛酸的泪水顺着我的脸哗哗往下流，我终于忍不住当众嚎啕起来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有人在轻拍我的肩膀，是那位老站长。他深深地叹了口气：“可怜的孩子，我天天看你们这么多知青上塬下山， 有些人被送到我这来，是因为没钱买车票。有人自己来找我，是因为车票被偷或丢了。但玉凤的事儿和他们不同，是在我们系统中出了坏人。玉凤原来可能受到过一些精神刺激，在火车上一连好几夜睡不了觉，本来就可能触发妄想，车票被骗走就更是雪上加霜了。”
我知道他是想安慰我，可我只觉得自己那么笨，要是当时知道得从杜某手里把白色的票拿过来，可能这些倒霉事就都没有了，玉凤的病也不会犯了，我也不会这么担惊受怕了。老站长领我走进他的办公室，指着办公桌后面的一条长凳：“打个盹儿吧，到铜川的火车检票时我会叫你！”我谢了他递给我的温暖的棉大衣，头一贴到椅子上就昏昏睡去了，从离开鹤岗火车站后，那还是第一次敢这么放心地合上眼睛。
第二天晚上，我筋疲力尽但又兴奋异常地走进妈妈住的黄土窑洞 ——那天我还没离开北京站时，她就已经被同事们接出院了，处于脑梗中风后的恢复期，她头脑清醒但还是半身不遂说不清楚话。我向她展示了我背了上千里地的贵重礼物：五斤挂面，一条腌肉，一瓶蜂蜜，还有我在西安站站台上给弟弟买到的八个咸鸭蛋。而妈妈窑洞里的灯光昏暗，正好帮我隐藏了肿涨的左脸，撕碎的袖口和缺了一条腿的眼镜，当然还有探家路上和玉凤相伴五天四夜中那末多的酸甜苦辣。
听妈妈的同事说，她跟着全是男人的下放“先遣队”，在陕北高原的黄土地上连日奔波劳累，晚上只能独自睡在旧庙里的麦草地铺上。那天起夜时，发现左边身子不能动，喉咙也发不出连贯声音，无法求助。直到同事们发现从不迟到的她没有按时到会，才撞开了庙门看到扒在地铺上的她。幸而他们离解放军的一个雷达站很近，连长下令用军用吉普载上妈妈狂奔了几个小时，送到了地区医院的抢救室，才没有落下终生的残疾，而在另一个农场劳动的父亲闻讯后，在一趟货车上度过了七天的旅程，才来到她的病床边。
那次难忘的回家之旅三十天后，我在返程的353次列车上又见到了列车长。我感谢他在“黄纸条”事件中对我们的帮助和照顾，他告诉我，那个李某，一个文革期间的“造反派”小头头，已经因为渎职和腐败被开除了。一年多来他多次使用“黄纸条掉包”把戏，对我和玉凤这样没有旅行经验的乘客下手，偷了一千多块钱的票，快赶上他两年的工资了。“不过因为你们帮了我， 那是他最后的一次了，”列车长乐呵呵地说。
那次难忘的回家之旅六个月后，令人意外的事情重重地打击了我：一个刚从略阳县城探亲回来的知青，给我讲了从乡下传来的故事：玉凤回到家里， 她的父母带她去看病，医生说她的神经已经错乱需要住院，可怜的双亲付不起住院费，只好再次把她锁在家里的茅棚中，以免她伤己或伤人。玉凤的哥哥到底还是娶了那个为他选定的媳妇，但是因为没有了玉凤出嫁的聘礼交换，付出了一笔不菲的彩礼。然而，在新媳妇过门后的第二天，玉凤用一根麻绳，在茅棚的横梁上结束了她二十岁花季的生命，永远平静地睡去了。
时隔一个甲子，玉凤鲜活的脸庞依然在我眼前晃动，她无助无望的声音仍然在我耳边回响，就像那晚在鹤岗的那间客房里一样：“我生下来就命苦！不像你们城里的女孩，我没有前途。”今天平心而论，也许当年我最大的错误，还不是没跟那个李某要过来她的白色车票，而是我不理解她的苦斗和创伤，以及在她的悲剧后面的原因，因而无力安慰她孤独的心灵。
今天，当我感叹在动乱年代里蹉跎了的青春岁月时，不应忘记出生在乡村里的我的同龄人，像玉凤那样千千万万女孩的命运。玉凤拼了她的所能，只不过为了一个自己期待的婚姻，但她的父母就穷到了无法给她这份奢侈的地步，尽管她在追求婚姻自由的路上屡败屡战，终究敌不过“命运”而凄凉地倒下了。
可怜的玉凤，她真的是一个孤独的旅人，不仅在我们五天五夜比肩而坐的回家之旅中，更在她在这远非完美的世界上的二十年人生之旅中。
（作者注：本文的英文翻译版于2014年发表在康雪培主编的“Zhigqing, Stories from China’s Special Generation”。）
文章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
插图摄影：余浩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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